大巴山深处的“博士之乡”：一个万人山乡为何走出33名博士88名硕士？

在四川大巴山深处，一个常住人口仅1万余人的偏远山乡，几十年间先后走出33名博士、88名硕士，被当地群众和网友称为“博士之乡”。这里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优越的教育资源，却以“穷莫丢书，富莫丢猪”的朴素信条，把读书视作改变命运最可靠的路径；从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到中山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李善民，再到“一门三博士”的彭家，一代代山乡学子沿着蜿蜒山路走出巴中，又在各自领域发光发热。这个如今隶属巴中市恩阳区渔溪镇的和平场社区，用一间小小的“博士馆”，记录下知识如何穿越贫困与地理阻隔，持续点亮一个山乡的精神灯火。

一间博士馆，装下一座山乡的荣光

原和平乡场镇距巴中市城区约50公里，2005年撤乡并入渔溪镇，现为和平场社区。老街不长，村民笑称“一根烟抽不完就走完了”，但就在这片看似平常的山间场镇旁，和平小学却格外醒目：彩色塑胶跑道、现代化教学楼和门口悬挂的荣誉牌匾，与周围斑驳的老屋形成鲜明对照。

走进和平小学的“博士馆”，一面面展板、一张张名录，把抽象的“读书改变命运”变成具体可感的名字与故事。馆内陈列着从这里走出去的33名博士名录，以及原和平乡各村博士、硕士的分布图；据学校工作人员介绍，硕士已有88名，且统计仍在持续更新。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从这里走出的第一位博士宋永华。这位1964年出生于原和平乡玉锣村的电力系统专家，曾任浙江大学常务副校长，自2018年1月起担任澳门大学校长。另一位李善民则于1963年出生在原和平乡文通村，现任中山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其父亲曾是和平小学教师。

对一所如今仅有150多名学生的乡村小学而言，这间博士馆不只是荣誉陈列室，更像一座精神灯塔。它告诉每一个背着书包走进校门的孩子：大山并非终点，山外有更辽阔的世界；贫困也不是宿命，书本可以成为通向远方的桥梁。

一位博士回望，照亮后来者的山路

“博士之乡”的故事，绕不开宋永华。他的父亲宋宗文在巴中一家化工厂当工人，母亲熊新莲在家务农，照顾一儿四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家人的生活并不宽裕，但宋永华从小对读书表现出浓厚兴趣，幼年便跟着大姐到学校读书，而学校离他家只有一条巷子的距离。

如今已89岁的熊新莲回忆，自己没有读过书，心里所想的是把农活做好、让一家人生活下去；儿子读书，主要靠他自己。她记得，宋永华白天在学校读书，晚上就在煤油灯下继续学习。她对儿子常说的一句话是：“你安心念书，干活煮饭是我的事。”14岁那年，宋永华考上恩阳中学，背着生活用品沿山路走了差不多一天才到学校，此后一路求学，走出大山，也走出了四川。

榜样的力量，往往比说教更持久。宋永华的同学何绍强，小学毕业后曾回家务农两年，正是在宋永华的劝说下重返课堂，后来考入北京理工大学，本科毕业后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硕士，毕业后入职国家电网。宋永华、李善民、何绍强，都是上世纪和平小学的学生，也成了后辈眼中真实可见的榜样。

这种影响并不止于个体。赵文菊、赵洪云、赵毅等人也先后从这里走出，其中赵文菊为了追随北京大学一位导师，连续8年考研，最终圆梦，如今成为一名作家。在原和平乡桂花村彭家沟，宋永华读书走出大山后，彭家又出了彭金、彭琳、彭莉三名博士，当地至今流传着“一门三博士”的佳话。

一门三博士，苦日子里的读书火种

彭家沟的故事，几乎浓缩了这片山乡最真实的底色：土地贫瘠、交通不便、家庭艰辛，但长辈愿意托举孩子，孩子也愿意咬紧牙关向前走。86岁的彭贤奇是彭金的爷爷，他回忆，彭金父母当年在外打工挣钱，自己和老伴在家务农照顾孩子；彭金上学时常常自己带腌菜、走路去学校，日子虽苦，却始终听话、努力。

如今，彭金在重庆一家律所工作，彭琳则成为骨科专家，彭莉博士毕业后也在外地工作。彭金的奶奶徐仕秀还记得，彭金今年国庆回家时，回忆起当年读书的生活：“回家了，婆婆给我煮面，里面加了两个荷包蛋。”一句朴素的话，道尽了山乡家庭对子女最深沉的爱，也折射出读书如何把一个孩子的命运从山间小路引向更宽广的天地。

在和平场社区，这样的故事并非孤例。和平小学副校长熊军的两个90后女儿，一个已博士毕业参加工作，另一个正在澳门大学读博士，“一家两女”均读到博士，成为当地人津津乐道的话题。邻居彭玉德则经常给子女讲彭莉的故事，他说，榜样就在家门口，孩子们看得见、学得来。

“穷莫丢书”，一个山乡最坚硬的信念

为什么一个资源有限、地处偏远的山乡，能几十年不断走出博士和硕士？答案或许并不复杂：在当年许多当地人看来，读书几乎是唯一的出路。和平场社区位于巴中市恩阳区西南角，属于偏远山区，人们靠天吃饭的艰难，反而催生了对知识近乎执着的信任——“靠天吃饭，不如书里刨金”。

“穷莫丢书，富莫丢猪”，这句在当地流传已久的信条，把最实际的生存智慧与最长远的教育期待结合在一起：再穷也不能让孩子失去读书的机会，再富也不能丢掉勤劳务实的本色。它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渗透进家庭选择、邻里评价和代际传承中的文化氛围。

这种氛围曾结出实实在在的果实。据和平小学博士馆工作人员介绍，1999年至2007年间，和平小学中考在原巴州区连续8年“夺冠”；那8年里，学校每年学生都有1000余人，许多人后来一路深造，读到硕士、博士，其中大多是农家子弟。

如今，随着许多人外出务工并在外地安家，和平小学生源有所下降，但崇文重教的传统并未中断。宋永华、李善民等博士多年来常回乡鼓励孩子读书；今年五一假期，宋永华回巴中恩阳中学参加活动后，还特地回到和平场住了一晚，与和平小学老师见面，了解学生的读书情况。

榜样之外，成才路径正在变得更宽

教育专家熊丙奇认为，当地以“博士之乡”构建乡村文化是可取的，它能激励后辈努力学习、成长成才，是一种正向力量。但他也提醒，教育的目的是让更多学生成才，而非把高学历当作唯一标准；在社会多元化发展的今天，读博士只是成才方式之一，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更为重要。

绵阳师范学院社会学教授蒋洪则从时代与社会结构的角度解读这一现象：当年条件艰苦，人们渴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走出大山；一旦有人率先成功，便会激发后辈效仿，逐渐形成地方性的风气与文化。同时，人才频出也与高等教育逐渐普及密切相关，民众文化层次提高，有助于整体素养提升。

换句话说，“博士之乡”真正珍贵的，不只是33名博士、88名硕士这些数字，而是它在漫长岁月里形成的一种信念：无论身处怎样的山坳，人都可以通过学习争取更多选择；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每个人都应被鼓励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路径。对今天的乡村教育而言，这或许才是最值得被传承的经验。